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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污染治理为什么需要中央环保督察?

发布日期:2019-05-17 / 发布者:鸿淳环保科技 / 点击:

5月15日,随着第二批“回顾”反馈工作的结束,标志着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检查员和“回顾”的完成。

2016年至2017年,督察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针对2018年河北等20个省区的整改情况,中央先后开展了两批“回头看”和专项督察,反馈工作已经完成。

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央环境保护检查员是迄今为止我国专项工作的最高标准、最大规模和最广泛范围。在直接推动地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也是对国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体系能力的考察,并且也是对党和政府各级制度在落实新发展理念上的有效性的考验。

从两批“回头看”的反馈内容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压力不小,“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具体工作的实施也可能面临一定挑战。

第一个问题是各地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转变。

虽然环保督察强调领导干部“共担党政责任”、“一岗两责”,并开始在首批督察中问责,但今后三年继续出现新的负面案例。在祁连山生态破坏导致甘肃多名官员问责后,陕西省对秦岭北麓非法修建别墅的行为仍然漠不关心,甚至对中央的指示作出了六次错误的整改反应。专题影片“抓正风到底”播出后,河北石家庄、河北衢州、黑龙江牡丹江相继被媒体曝光。这表明,这些地方政府不能将自我检讨付诸行动,仍然允许或默许在反复警告下存在类似的侵权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政治纪律,也可能是缺乏对中央决策的理解和不信任,也可能是“政策在上,对策在下”的幸运心理。

检查人员从检查中可以看出,许多地区存在非法占用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填海造湖等现象,而这些土地大多用于建设房地产或商业项目,包括高档别墅。地方政府对环保督察进行虚假整顿和改革,“一说一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或“保护”本辖区内的资源型企业或“三高”企业。如低水平采矿、炼焦、钢铁、化工等。这些现象表明,地方政府对发展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对三驾马车的投资上。这显然是以GDP高速增长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模式的后遗症,即使中央政府改变了指挥棒的方向,但地方官员可能受到惯性的驱动,无法自拔。

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两者绝对不是对立的。正如Noordhaus和罗默指出的那样,生态和环境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他们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在合理的投入范围内,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可以最小化。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可以通过知识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简单地说,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一系列创新,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价值,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几乎与第一轮环境保护视察员同时进行的供应方改革,也是为了促进发展的转变。这两人实际上起到了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

如果我们以经济下行压力为理由放松环境管制,继续以房地产和粗放型产业为经济增长点,就等于放弃创新之路,主动屈从于他人,而不在国际合作竞争格局中打拼。选择你自己的被动位置。改变和创新显然比坚持陈规定型观念要困难得多。在卷起袖子之前,你需要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

与此同时,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第一轮环境检查专员暴露了国家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治理系统。

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回顾”中,除贵州,安徽,吉林和辽宁省,贵州,安徽和山东外,河北,山西,吉林,辽宁等地都出现了抄袭现象。其他省份也存在伪造文档,修改文档或仅汇总数据而不监督实施的问题。这既是严肃形式主义的结果​​,也是管理团队缺乏专业能力的结果。

同时,环境监管也拉开了许多领域环境治理实际效果的阴影。反馈显示,在水环境污染控制、空气污染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虚假报道。例如,吉林省辽河流域22个中央财政扶持的水污染防治项目中,只有9个完成,辽河水质严重恶化。2018年四川省完成城乡污水处理工程544项。截至“回首”时,已有190个项目未开工,160个项目已开工,但未能按时竣工投产,192个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已竣工,77个项目尚未“回首”时开工。贵州省128个污水处理厂中有89个不能满足园区污水处理的要求,但事实上它们是相同的。

除了公共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效率低下外,许多地方项目“以痛治头,以痛治脚”,只为治理而已。山东省潍坊市斥资4700万元在潍潭河“传播药物治理污染”,但水质改善只持续了一个月,又回到下v类。在安徽省阜阳市,生活垃圾处理厂的沥滤液长期被非法运往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焚烧产生的粉煤灰被混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吉林省嘉河市临河石材加工园区的生态恢复是以直接在沙石堆上种植幼苗的形式进行的。在湖南省辰州市,重金属渣仅通过现场贮存和简单的土壤覆盖处理,即公开公告。尽管治理污染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的考验,但治理体系的能力显然更为关键。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即将启动。除继续督促地方政府进行整改外,中央企业还将被纳入督查范围。第二轮检查专员将用三年时间和一年时间来“回顾”。这意味着,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跨过“十三五”规划的完成和“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启动。这将对地方政府的中长期治理行动产生影响。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认识到,生态环保督察不是像短期行为那样的“阵风”,新发展理念不是空洞概念,绝对不能肤浅。

可以看出,随着2018年体制改革的发展,中央环保监察长悄然转变为中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第一批"回头看"相比,第二批"回头看"反馈显著增加了生态破坏的长度。可预见的是,新一轮生态保护检查员仍将不放松对生态保护相关问题的关注。随着生态红线的完成、环境质量的底线、资源利用的上限以及对环境准入的负面清单的汇编,实施"第三线,1个"的检查员可能成为关键任务之一。某些特定工作的要求可能从"通过"向"很好"提出。例如,在这一轮的检查专员中,许多地区都有根据开发和利用现状而非生态功能调整自然保护区边界的问题。就生态红线而言,工作已经完成,但就生态保护而言,其效果是有问题的。第二轮检查专员很可能继续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对待它"。

地方政府在污染控制方面的主要责任将继续得到加强。蓝天,清水,净土等一系列行动将在更严格的监督下进行,更多的重点放在效能而非形式上。由于财政资源和能力的差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表面矛盾在某些领域可能会突出,这将极大地考验地方官员的统治水平。

最后,经过第一轮三年的实践,督察员的工作本身也将面临着自我完善的要求。一方面,在纠正地方政府的“一刀切”环境治理的同时,视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而定,检查专员可能还需要在一致性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新纳入监管范围的中央企业将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处理好巡视组、地方政府、中央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将考验各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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